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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案终审宣判 方正科技证券虚假陈述侵权 ...

2019-8-8 17:02| 发布者: 文海拾贝| 查看: 66| 评论: 0

摘要:  8月7日下午,全国首例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案尘埃落定。  该案的主角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方正科技”)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被近千名股民起诉索赔约1.69亿元。  今年5月,上海金融法院对该系列纠纷示范 ...
 8月7日下午,全国首例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案尘埃落定。

  该案的主角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方正科技”)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被近千名股民起诉索赔约1.69亿元。

  今年5月,上海金融法院对该系列纠纷示范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方正科技需承担民事责任。方正科技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上海高院”)提起上诉。

  8月7日,上海高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方正科技的上诉,维持原判。方正科技承担民事责任,4名投资者的部分索赔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其中,获赔最多的一名投资者获赔金额达18万余元。
  审判现场(图片来源:上海高院)

  该案在2018年9月被上海金融法院选定为示范案件,今日的判决意味着,已经被示范判决所认定的共通的事实,平行案件的当事人无需另行举证,已经为示范判决所认定的共通的法律适用标准,平行案件的原告主张直接适用的,法院可予支持。所谓平行案件,是指群体性证券纠纷中与示范案件有共通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的案件。

  近千名股民索赔约1.69亿

  据悉,方正科技是北大方正集团旗下在内地的上市企业。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03年,方正科技共有28家经销商,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方正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上海新延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有其中23家经销商股权。

  《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显示,北大方正集团于1998年5月成为方正科技股东,2012年变更成为方正科技的实际控制人。2003年起,方正集团在人事任免、员工薪酬、资金审批、日常经营管理方面实际控制方正科技的经销商。

  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方正科技与上述经销商因受方正集团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

  经调查,自2004年至2015年6月30日间,方正科技及子公司与各经销商之间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多笔,数额从6亿元至53亿元不等,但方正科技在各期年报及2015年半年报中均未披露上述事项。

  与此同时,武汉国兴于2010年至2014年成为方正科技的股东,与方正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遗憾的是,方正集团、武汉国兴均未将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事实告知方正科技,导致方正科技2010年至2013年年报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2015年11月20日,方正科技对外发布公告,表示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此公告引起股民高度关注。

  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决定书》),对方正集团、方正科技、武汉国兴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方正科技的相关负责人员也被问责,中国证监会对他们作出了5万至30万元不等的罚款,并对部分人员给予警告。
  《决定书》还认定,方正集团、武汉国兴未披露持有方正科技股票事项,导致方正科技年报存在重大遗漏,系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此后,近千名股民向法院提起诉讼。股民们认为自己作为投资者交易方正科技股票所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税费损失与方正科技的信息披露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要求方正科技承担赔偿责任。

  据上海金融法院统计,该院目前共受理近千名投资者对方正科技提起的证券虚假陈述诉讼,索赔总额约1.69亿元。

  2019年5月,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方正科技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需承担民事责任,四名投资者的部分索赔请求得到法院支持。方正科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终审维持原判

  据上海高院的统计,从2015至2018年,上海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年收案量从74起猛增到2264起,此类案件中,“揭露日”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以及系统风险扣除比例等问题都比较复杂。

  记者了解到,在本案一审期间,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上海金融法院委托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本案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是否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相应的扣除比例进行了核定。该中心于2019年2月、4月先后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及《损失核定补充意见书》,就上述问题出具了专业意见。

  在该案件终审判决后,案件合议庭成员、上海高院金融庭法官许晓骁向记者分析了该案件的几大争议焦点:

  首先,根据虚假陈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应推定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的行为均受到了虚假陈述的诱导。本案被上诉人买入方正科技股票的时间均在该范围之内,故应推定买入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

  其次,“移动加权平均法”考虑了从实施日至揭露日整个期间内投资者每次买入证券的价格和数量,同时剔除了因卖出股票导致的盈亏问题,能够较为客观、公允地反映投资者持股成本,避免畸高畸低的计算结果,一审法院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运用计算机软件分析交易数据并计算结果,能够解决“移动加权平均法”带来的计算量问题,并不会给投资者救济增加困难。

  再次,关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扣除比例,统一扣划比例的方法无法反映整体市场风险与单一股价变化的相对关系,同时考察指数变化与股价变化的“同步指数对比法”更具合理性。一审判决采用的计算方法前后一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最后,对于司法解释中“其他因素”的适用应严格把握,本案中方正科技经营业绩下滑及债务等问题对其股票价格产生何种影响并不明确,故一审法院未将其作为扣除赔偿比例的因素并无不当。

  综上,上海高院认为,方正科技因重大关联交易未披露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应对受侵权的投资者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示范判决促进营商环境法制化建设

  2018年9月,上海金融法院依照该院关于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相关规定,依职权将卢某等4位股民的案件选定为示范案件。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表示,“这次上海高院宣判的案件几乎涵摄了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所必须关注的所有要素,即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何计算损失、是否需要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

  罗培新指出,示范判决机制与支持诉讼、诉调对接等机制相结合,可以缩短诉讼周期、降低维权成本、增强投资者诉讼能力,有效解决投资者维权难的问题。

  “根据我参与世行营商环境磋商的认识和经验,世行评估的十项指标中,‘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拥有两个二级指标,其中之一的‘纠纷调解指数’将保护投资者分为三个方面:关联方交易的透明度(披露程度指数)、股东对自我交易提起诉讼及问责(董事责任程度指数)以及股东诉讼里获取证据和股东诉讼中的法律费用分担(股东诉讼便利度指数),取‘披露程度指数’、‘董事责任程度指数’、‘股东诉讼便利度指数’3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值作为评估结果。”罗培新认为,示范判决的推行,有利于提升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司法实践水平,强化投资者保护能极,为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在提及国外有没有类似机制的问题时,罗培新介绍,判例法制度是类似制度之一,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并没有确立判例法的地位,示范判决在一定意义上可发挥类似的指导性作用。

  “无论是伦敦、纽约还是东京,法治环境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软实力,甚至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院的专业裁判能力是法治环境的重要内容。”罗培新认为,示范判决有助于培养法官的金融审判能力,进而促进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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